一项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全球新能源车企销量TOP10中国占了4个席位,北汽新能源也一举夺得全球纯电动汽车销量冠军,这些事实,是对近年来关于新能源汽车发展决策的有力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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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们将迎来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这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所表述的一段话。而这段话也再次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中国改革开放,源自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迹和未来的命运。

自那次会议之后,改革的春风在中国的大地上唤醒了新的“生命”,同时也唤醒了中国经济的新希望。从改革之初,到深化改革,再到全面深化改革,我国经济发展也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如今的满怀信心。

40年物换星移,在这40年的“青春岁月”里,中国的“跨度”不断被刷新。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离不开我国勇于解放思想、放开国门、放开步伐、勇于创新,不断改革的结果。

中国,从封闭到半封闭、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不断全面深化改革下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领者,甚至是主导者。

40年来,得益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汽车工业也取得了不同寻常的业绩,中国汽车业也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如今,中国的汽车工业在国际汽车工业中的地位在逐步提高,由此,我国的汽车市场也已成为各国汽车企业战略的必争之地。

洽谈合作开发

谈起40年中国汽车业的发展,作为老汽车人、河北省邢台市长征汽车制造厂退休工程师的张瑞敬颇有感慨。

年过70岁的张瑞敬毕业于南开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进入了河北省邢台市长征汽车制造厂当了一名技术工人。

张瑞敬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回忆,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汽车工业只有一汽、二汽的中型卡车,大客车和河北省邢台市的小批量重型卡车和旅行车(面包车)。

1978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对日本进行了首次正式访问,访问期间,邓小平参观了日产汽车君津工厂、松下产业系统的电子厂后曾接受日本记者提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时,邓小平说,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我们要向一切发达国家请教。

有资料记载,在邓小平出访日本之前,中国就已经有意识地在学习日本的制造技术,作为现代制造业综合水平体现的集合体,汽车业在改革开放之初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张瑞敬说,改革开放之初,在轿车方面,只有小批量的一汽生产的红旗(高档公务车)和上汽的上海牌(中档公务车)汽车。

张瑞敬回忆,那个年代,中型卡车“一枝独秀”,家用轿车是没有的,这也是当时那个时期中国汽车的真实写照,由于“闭门造车”批量小,中国产的轿车和国际水平差距达二三十年。

据资料显示,国产红旗轿车从1958年投产到1994年停产,25年间一共只生产了1500辆,当时量产的上海牌,年产3000辆,不足国外汽车大厂商一天的产量。当时的中国,轿车千人保有量不足0.5辆,在全球13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最后。

中国汽车制造业不断发展,不得不提1978年时任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健,同年10月份,周子健初访德国斯图加特,事实上,这次初访对于后期中国的汽车业来说影响深远。

根据德国奥迪公司董事长马丁·波斯特的回忆录中记载,当周子健抵达德国之后,他发觉大街上的奔驰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多,而是大量的大众产品,周子健向人打听这些汽车的制造商才知道了位于狼堡的大众汽车,周子健立即决定带着代表团坐火车奔赴狼堡。抵达狼堡后,代表团徒步从火车站赶往大众汽车总部,周子健通过翻译向当班的警卫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中国的机械工业部部长,想与大众的负责人对话。那名警卫面对身穿中山装、徒步到来的中国政府的部长惊讶不已,后来他拨通了负责销售的大众董事维尔纳·施密特博士的电话,这位董事在惊讶之中接待了来自东方的部长。

周子健与大众董事维尔纳·施密特的接触也由此开始。有媒体曾这样描述,当时,中国寻找合作伙伴的要求简单明确,大体来说有五个要点,第一,要有先进的产品、技术和管理,在国际上有较强的竞争力;第二,要在中国建设完整的、具有先进水平的现代化轿车工业体系;第三,能够出口,能够创汇;第四,建设高标准的零部件厂实现本土制造,培育本土企业;第五,必须有技术研发中心,帮助开发自主品牌(即后来所说的市场换技术)。

据媒体报道,周子健初访德国两个月后,美国汽车公司(AMC)托人向当时的一机部(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转达了希望同中国合作生产吉普车的意愿。1979年1月,北京汽车厂同美国汽车就合资经营等问题进行初次接触,这一年,中国还接触了法国雪铁龙、日本丰田和美国通用等。

家用汽车开始批量生产

到了八十年代初,我国经济开始起飞,国民收入开始提高。事实上,中国的汽车业从1978年到1982年间开始“破冰”。为了中国汽车业的发展,我国也派出多个高级代表团与国际车企洽谈合作。

资料显示,1978年,一汽用半年时间对日本11个汽车厂逐一进行对口学习考察,第一次引进了丰田生产方式。同年10月,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亲自率领代表团来华,访问了大山深处的二汽,并最早提出“Joint Venture”(合资经营)的概念,采用共同投资、利益共享的中外合资的形式来经营。为了打消中国人的顾虑,美国人解释道:“简单地说,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个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若要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

不过,在当时的那个时期,我国所有的工业企业其资产都是国有企业,为了中国汽车业的发展,合资提议的报告最终由邓小平作出了“合资经营可以办”的重要批示。

就这样,中国的汽车业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张瑞敬告诉记者,八十年代,一些高收入家庭的年均收入已经到了购买汽车的临界点,我们也开始跃跃欲试,开展了关于发展公共交通还是发展私人轿车的大讨论。

在与张瑞敬的交谈中记者了解到,张瑞敬在1992年5月30日星期六发表在中国汽车报上的一篇题为《关于中国第一代家用轿车的设想》的署名文章是这样表述的,中国轿车工业已开始了高起点、大批量的起步,三大三小基地已成定局,其生产纲领在五十万辆以上,将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将根本改变我国轿车工业的落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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