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既然“专车”服务满足了市民的搭载需求，是在新平台下出现的一种新生事物，政府是不是只应顺应出租司机们的要求，一禁了之？
在原有的“统一定价”约束下，政府不仅要每年对出租车进行巨额的财政补贴，还要付出不菲的监管费用，应对出租车司机可能的“停摆”，以及调价时民意和媒体的指责，也不敢开放市场，增加供给以解决市民“打车难”的抱怨。现在，转机来了。政府若能顺势而为，不仅可以摆脱重负，且能还市场“自由”。
既然议价不造成拥堵，那就开放整个出租车市场，取消财政补贴。平台、任何个人或企业都可以成立出租公司，出售搭载服务。政府要做的只是投诉的处理和“违章”的监管。数量和准入管制放开后，牌照不值钱了，现有的出租车司机无须再租赁牌照，上交“份子钱”了，引发的政治风险也跟着降低。这些司机转业也好，与“新兴”的公司合作也好，都是市场中自由的选择了。如此，软件平台、政府、司机和乘客都会皆大欢喜。
现在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于“牌照所有者”，因为若放开市场，这些牌照的“租值”会降为零。既然当初这些牌照是由政府拍卖出去的，那现在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限，以不同的价格，协议“赎买”回来，降低改革的阻力。“赎买”换“开放”，以一次性的财政支出来替代每年的财政补贴，并彻底理顺出租市场，哪个选项较佳，一目了然。
如此改，唯有交管部门或发改委会丧失一些准入和审批的权力，寻租的空间受压，但这不正是“市场化”改革的应有之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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