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国九条”提出市值管理概念后，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热情被极大激发，不少上市公司通过跨界转型、拥抱互联网、设立并购基金、定向增发、推出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承诺高送转等市值管理手段推动了公司市值的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随着市值管理财富效应的显现，各种打着市值管理旗号从事涉嫌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行为开始暗流涌动，或冲破政策底线，或游走灰色地带，严重背离了新“国九条”出台的初衷。为此，进一步明晰市值管理的目标和内涵，澄清市场对市值管理的认识误区，对倡导树立正确的市值管理理念、促进上市公司建立规范的市值管理制度、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股东回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历史背景催生市值管理的时代需求
新“国九条”提出鼓励上市公司建立市值管理制度，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因此，正确理解市值管理的概念和内涵，必须将其放置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整体脉络当中，深刻洞悉中国股市特定的历史背景，统筹研判、审慎对待。我们认为，正是中国股市特定的发展历程催生了市值管理的时代需求：
一是我国上市公司缺乏市值管理的内生动力。我国股票市场成立之初，肩负着保护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不受外资冲击的历史使命，国有股、法人股等作为非流通股不能上市流通，形成了非流通股与流通股并存的股权分置局面。占有控制权的非流通股股东利益由于不受股票交易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注重的是公司利润的最大化和净资产的增值，而不关注市值。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票实现全流通，市值表现与大股东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上市公司追求的目标逐渐由利润最大化转向公司价值最大化。然而此时，尽管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一致了，但掌握经营权的公司管理层却由于缺乏市值考核和股权激励，与大股东、中小股东的利益未能有效绑定，市值不是其关注的重点，而更关注工资、奖金及在职消费等隐性报酬，因此仍然缺乏市值管理的动力。
二是我国股市“牛短熊长”及“暴涨暴跌”特征明显。我国股票市场是在行政主导基础上快速发展起来的，“新兴+转轨”特征非常鲜明，同成熟市场相比，我国股票市场在支撑市场健康运行的基本逻辑方面都还有所欠缺，因此呈现出与海外成熟市场“牛长熊短”及“慢牛”截然不同的特征，集中体现为“牛短熊长”和“暴涨暴跌”。统计显示，我国股市自1990年开市以来，上涨年数与下跌年数大致相当（上涨与下跌年数分别为13与11），特别是2001年以来，下跌年数显著超过上涨年数（上涨与下跌年数分别为5与8）。投资者账户数据显示，2004年-2013年间，投资者整体盈亏程度波动较大，特别是2006年-2009年这四年，盈亏幅度超过50%。
三是我国资本市场缺乏长期稳定的回报机制。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市场没有建立稳定的投资者回报机制。主要表现为回报方式单一、现金分红比例低、可持续性差、集中度高等问题。特别是业绩成长、市值增长等回报股东的方式尚未成为市场的主流。数据显示，我国上市公司2001年-2013年间，EVA回报率为正值的公司比例逐年下降，这说明公司创造的价值未能弥补投资者投入的成本，投资者不但没有获得回报，反而价值受到了损害。在这种情形下，容易引发投资者之间关系变成争夺短期资本利得的博弈，市场演变成一个“零和游戏”。考虑到交易成本和持股成本较低的大小非减持等因素，市场整体上是一个“负和游戏”，大多数投资者亏损难以避免。
科学审慎地界定市值管理的概念
由于市值管理属新生事物，市场对其并无统一的定义。目前，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将其理解为上市公司基于公司市值信号，有意识和主动地运用价值经营方法和手段，以达到公司价值创造最大化、价值经营最优化和价值实现最大化的战略管理行为。但这种理解过于泛化，容易将市值管理作为一个“概念筐”来囊括上市公司所有预期或实际影响股价的实践，甚至将市值管理简单地理解为拉升股价。典型如定价管理、股价管理、交易管理等，其基本模式是事先设定未来拟达到的市值并由此确定股价目标，再采取措施在市场进行股价运作，更有甚者，以市值管理为名，进行概念炒作、股价操纵等“伪市值管理”行为。例如，证监会于2014年底宣布立案调查的18只涉嫌市场操纵的股票中，就有部分涉嫌“以市值管理名义内外勾结，通过上市公司发布选择性信息配合等新型手段操纵股价”等行为。
针对上述情形，监管部门亟需对市值管理的目标和内涵进行合理的界定。综合新“国九条”提出市值管理的背景以及中国股市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需要，我们认为，现阶段，市值管理应当达成三个递进的目标：一是通过引导上市公司建立市值管理制度，促进上市公司股东及管理层关心股价，以此解决市值管理的动力问题；二是在股价偏离内在价值时，鼓励上市公司运用恰当的市值管理手段，引导股价合理回归内在价值，以此发挥市值管理的纠偏作用；三是通过市值管理抑制非理性波动，建立长期稳定的回报机制，以此完善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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