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及考核办法（征求意见稿）》，制定了各省级行政区域的市场主体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指标，根据要求，2017年度全国还有21个省（区、市）未达到2018年配额指标。
业内相关人士建议，绿证与节能减排指标相挂钩、与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相配合，是实现刚性考核的有效方式。目前实行的自愿认购制度，使“谁来买单”的问题悬而未决。去年7月国家正式实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自愿认购制度，希望借助社会力量缓解国家补贴压力，营造全社会消费绿色电力的良好氛围。但实际的推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截至2018年6月累计出售绿证27250个，由于光伏项目补贴强度超过风电较多等因素，光伏绿证交易量仅为149个。
相关人士表示，目前绿证的购买者多为用电企业和个人，是全社会绿色环保意识觉醒的体现。而绿证与节能减排指标相挂钩，可以从更广义的角度定义购买者的范围，促进绿电的消纳和发展。比如一个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造成了粉尘等环境污染，是否可以考虑通过购买绿电来抵消？在国家控制光伏规模后，传统发电装机占比较大的发电企业是否可以通过购买绿证来调整其装机占比，避免可再生能源配额制附加于发电企业后可能引发“重建轻用”的倾向，加剧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当然，政策的制定取决于国家对于光伏产业发展的希冀和推动能源转型的战略布局。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新政出台后的产业整合是我国光伏市场化进步的要求，光伏产业若要加强市场化，则需要增加更多市场化的手段，降低光伏发电市场化交易的成本。通过上网标杆电价，光伏发电被赋予了其能源价值；可再生能源基金体现了其减排价值和环境价值。当补贴退坡和新能源的环境效益逐步凸显的时候，绿证既是全社会履行绿色发展社会责任的有效渠道，同时也是新能源实现市场化的重要媒介。
正如我国光伏发展历程中由“度电补贴”替代“事前补贴”遏制住了“骗补”乱象，新政作为能源体系和发展轨迹中的重要环节，给“持续高热”的光伏产业下了一剂“退烧药”，扶正这个能源领域的“新兴事物”走上理性、高质量发展的轨道。而光伏行业再“热闹”，其在我国能源系统中的占比依然很低的事实不可忽视。
据了解，尽管我国新能源弃风弃光率逐年下降，但未上网的发电成本仍需平摊到上网电量中，消纳问题也是导致光伏发电成本较高的因素之一。相关业内人士呼吁，在目前“领跑者”的实践基础上，在青海、新疆等太阳能资源较好的地区尝试探索类似改革试验区的平价上网基地，以特高压为“主动脉”，点对点输送至江苏、浙江、河南、山东等缺电省份，在技术上解决负荷差异引起的消纳问题的同时，配套政策性银行介入和相关土地税费减免等政策，以平价上网为契机，进一步促进可再生能源占比提升。
回过头看，任何一个行业从稚嫩走向成熟，都离不开完整的配套政策体系。光伏产业的长远发展，不仅涉及新能源与传统能源、新能源与电网等能源系统的内部问题，同时还牵扯到金融、地方政府等各种外部利益协调。光伏行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国家以坚定的绿色发展理念和深化能源革命的意志为基础，调整光伏产业发展布局，优化营商环境，使发达地区承担更多消纳清洁能源的责任，推动我国能源转型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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