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大唐襄阳成立于2007年底，旗下运营的新集水电站项目在2009年便开始进行前期施工准备。如今近十年过去，项目建设仍处于遥遥无期的状态。
对于大唐推出大唐襄阳水电的原因，襄阳市发改委相关人士回应称：大唐方面退出大唐襄阳的原因之一，是投资28亿元的新集水电站收益低，导致其建设意向度不高。最后经协商，大唐拟将公司股份出售。
“电力央企前几年跑马圈水，都希望尽快在水电开发中占得先机，提升以水电为主的清洁能源占比，但不可避免的圈下了很多僵尸资产，以至于现在不得不尽早剥离。” 国联证券电力分析师王强（化名）对《能源》记者说。
然而，即便“僵尸企业”在交易所挂了牌，能不能成功转让出去却仍是未知数。
3月16日，陕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与国电陕西水电开发公司就国电丹江水电公司股权转让进行签约。
资产状况不佳的国电丹江水电终于在挂牌两年后“易主”了！
国电丹江水电成立于2009年9月，公司注册地为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湘河镇莲花台村，注册资本11581.6万元，主要经营范围包括水电资源开发、水力发电、库区养殖等。
长期以来，国电丹江水电负债严重。财报显示，2014年度国电丹江水电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0元，负债总计36840.24万元；截至2016年12月31日，国电丹江水电净利润亏损5107.02万元，负债总计48620.66万元。
“陕西水务集团作为地方国企，有财力有能力接收丹江水电，更有机会盘活这些不良资产。”王强分析，“目前央企出手的水电站，还是有出路的。有些会被其他央企（例如以水电为主业的三峡）看上，有些会被地方国企看上，有些被大型民企看上。”
事实上，虽然亏损水电企业股权转让成交困难，但具有明显优势的水电企业似乎并不愁“嫁”。
“目前包括华能、大唐等在内的电力巨头均有计划在四川、云南等西南地区积极洽购水电项目，只要水资源条件好、装机容量较大，价格合适，还是极有可能成功找到接盘方。”上述知情人士透露，“此外，不少产业基金也准备介入水电项目，像UBS全球基金建设基金、鼎晖投资等。”
水电降温？
发电央企频频剥离不良水电资产，难道水电真的降了温？
当前能在中国水电行业开发拥有一席之地的，大多是拥有大型流域主导开发权的央企。具体来看，实力最为雄厚的水电企业是拥有多座巨型水电站的三峡，其次是拥有乌江、金沙江中游、上游，以及怒江潜在开发权的华电。拥有红水河流域开发权的大唐排名第三，国电投、华能、国投、国电则分列4、5、6、7位，它们分别在黄河上游、澜沧江、雅砻江以及大渡河占据主导地位。
水电在中国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总装机容量从上世纪80年代的1000万千瓦，跃增至2016年末的3.32亿千瓦，占全球水电装机容量的1/4。然而，中国水电装机的增量开发逐渐收尾却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年初发布的《2016-2017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指出：水电投资同比下降22.4%，已连续四年下降。
“基于当前电力行业产能富余的现实，水电行业受到了较大冲击，大部分水电企业都处于亏损和盈利的边缘，水电行业开发积极性将持续低迷。”张博庭说，“由于电力市场的剧烈变化，不仅水电的上网量没有保障，原来政府承诺的电价，在很多情况下也失去了作用。好在这些水电开发企业大都是国有企业，暂时还不会因为一时的经营困难，就放弃社会责任。但如果这种入不敷出的问题长期不解决，甚至一些水电企业在电力市场化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那么，我国利用水电开发所实现的水资源功能将无法保障。”
201年国家先后出台《关于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 用目标引导制度的指导意见》（国能新能 [2016]54 号）、《关于做好风电、光伏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工作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1150 号）等文件，虽然水电上网电价远低于风电、光伏电价，但上述文件均未包含水电。
“水电的良性发展关系到我国能源结构的调整，是我国完成202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目标的重要基石。”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工程师彭才德说，“在经济新常态下，由于消纳市场疲软，装机阶段性过剩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本应进入市场‘收获期’的水电却遭遇‘弃水’寒冬。”
电力供给过剩不但出现了弃水的尴尬，甚至引发了企业的丢卒保车。在水电装机迅速增长和用电增速持续低迷的双重压力下，很多水电大省陷入水电消纳困境，连续多年“弃水”，导致企业蒙受严重亏损。自2017年以来，各大央企更是频频“甩卖”旗下水电资产，自我“瘦身”。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推进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是2017年央企改革的举措之一。国有企业要加强成本管理，推进资本运作和资产运营，提高经营质量与效益等。分析人士指出，国有企业对无效资产进行处置是发电企业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举措。
“要看到，国家层面缺乏统一协调、各自为政，对水电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支持不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分析，“随着改革的深化，我们发现不仅仅需要市场机制，也需要在摸索中培育出成熟理性的市场主体。这都需要时间，以及在改革过程中不断试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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