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朱怡苑经营的南非Appolo太阳能热水器公司便成为了一家“本土公司”。尽管如今已经发展到96家经销商，客户甚至包括“不少政府高官和总统夫人”，但朱坦言自己仍在回避“中国制造”的问题。
据悉，早期到达南非的中国侨领，大多起家于“说不清楚具体领域”的小生意。而今涉足的商业活动，包括华文媒体、黄金钻石、古董字画、中文学校、商务接待、高速铁路等各行各业。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侨领们开始得以频繁出现在上层社交活动中，甚至成为南非政界高端宴会的座上客。生意之外，他们往往拥有多个社会头衔，一位生活在约翰内斯堡22年的侨领李新铸，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了一张印有24项头衔的个人名片，文字之多以至于需要折页。
“侨领在南非深耕多年，做生意接地气，遵从民间法则，与政府部门关系好，但缺乏规矩、管理和技术；中资企业初来乍到，有技术、懂管理，守规矩，但融入当地社会和与深入了解政府却比较困难。双方各有优势，却很少来往。”中国驻约翰内斯堡使馆的相关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最近，皇明、太阳雨等大批国内太阳能热水器制造商也开始大局进入南非，这些企业找到朱怡苑希望合作。朱希望继续使用自己的品牌，而上述企业则坚持自己才是大品牌。十分钟后，谈判不欢而散。
“水深、浪急、有鱼”
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事孙大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新能源企业在南非，“最初往往拍着胸脯信誓旦旦，随后就会水土不服。”
这正应了非洲中国商人圈里流传的六字箴言——“水深、浪急、有鱼”。
对民企而言，投资非洲最大的风险在于当地的BEE政策（黑人经济振兴计划），该政策对外国投资者的项目有一定的黑人持股比例要求。
孙大立解释，南非虽然民族取得独立，但贪腐盛行，人才缺乏；尽管学习了西方的法律体系，但执法却不尽如人意。发展阶段相当于中国的1980-1990年代，这些都对中资企业的发展造成了限制。
同时，由于政府效率普遍偏低，劳动力素质有待提高，以及罢工频繁等原因，中国新能源制造业向非洲转移也存在障碍。“在中国，工人一天可以做800台热水器，而南非工人一天只能做150台。” 朱怡苑说。
另外，中国建设银行约翰内斯堡分行的人士提醒，过去几年兰特兑美元汇率剧烈波动的风险，对新能源投资的收益率也存在威胁，“将近15%的汇率波动可能进一步压缩收益空间。”上述要求匿名的建行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与国企不同，民企进入非洲，决策和操作更灵活，但也面临单打独斗的困境。”黄晓昕说，中小型民企开拓非洲难以享受到国家政策的优惠，难以与在非中资银行建立合作。
好消息是，工行已开始为南非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融资。一个月前，刚刚访问非洲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除了带去中国的高铁和飞机，还有光伏电站。
（特别感谢暨南大学中国形象全球调查南非组对本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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