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既努力抓生产，也不得不给社员开出逃荒证明的昔日大队干部心中，可能埋下对改革和增加经济活力的向往，他后来从法学改向经济学研究。
这位共和国第一位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总理对逃荒的经历细微描绘，乃是对全国的一次认真表示：我们(政府)不是无所不能的。
见证减法
青年时代的李克强见证了那种令人目瞪口呆的无力感：原来不是只要我们好好管，就能让大家富起来。
3月19日的李克强简政放权的讲话精神，早在两会期间就已经表现了出来。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司长向东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曾经提到总理自始至终参加起草，要求“做不到的不要写”，直接给政府工作报告执行了一个减法。
媒体还注意到，报告中没有提到“管控房价”这样的目标。与直接提及市场房价相比，李克强和他的政府更重视制定规范有效的安置房政策。他准确地把握着平衡，市场有市场的效率，政府则在市场之外寻求公平之道。
李克强在两会上现身说法，提出“改革确实是最大的红利”。在全国政协经济、农业界别联组会上，他曾回忆自己在凤阳插队和当大队支书的经历：当时他每天起得很早、睡得很晚，生产队每个人的生产任务，这个人插秧、那个人挑担子，都安排得无一遗漏。
即便如此，村里人还是吃不饱，生产队缺粮严重的时候，他甚至需要拿大队的公章，给村里的妇女儿童开“逃春荒”的证明。
这位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总理并不是一个沉溺于往事和怀旧的人，他尽量还原细节，正是为了在社会舆论和媒体当中释放信号和引起注意。
李克强正在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这个国家里习惯“多管一管”的人们，“放一放”才是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良方。
李克强插队所在的安徽省凤阳县，在中国的改革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宁愿杀头坐牢也要搞包产到户的小岗村，是一个意味着减法和活力的政治符号。
《博客天下》记者来到李克强昔日插队的凤阳县大庙公社(如今已经改为大庙镇)，曾经与他共事的人们正在敏锐地接收着这位昔日大队书记释放的信号。
已经88岁的纪鸿冠是大庙公社当年的五七小组领导，专管下放知青，他回忆起李克强提到的开“逃春荒”证明时说，大庙有逃春荒的个别情况，虽然不多。
在1959~1962年那饥馑的三年，基层干部允许逃荒要饭是一种德政，逃走的人往往可能活下来，而被拴在土地上的人们饿死的概率要高得多。
在官方1970年代的表述中，一般更多地使用“外流”这样的词。凤阳县的一些乡村历来有外出卖艺的传统，这和当地经常闹灾、缺粮有关系，在《凤阳县志》中，编者解释外流原因的一章中提到，许多人通过吹拉弹唱一冬春，回来就可以做料子裤，一个给人挑牙虫(从嘴里挖出假的虫子，一种传统诈骗方式)的妇女3年挣了2000元，盖了5间新房。还有一位燃灯公社的社员，被官方文件描绘为“老三天”，他带着自己怀孕的妻子到淮南，把孩子几乎生在大街上，在得到医院和好心人的救助(50多元)后，带着妻子孩子三天换一个地方，继续请求别人捐助。
外流者生活改善带来更多的外流者，这样的恶性循环是当年的基层干部非常头疼的，有的基层干部甚至也加入外流。1972年，甚至有一个大队女干部“外流”，“她丈夫拉二胡，她唱小调，搞了一冬春。”还有的生产队干部带着社员外流，还“喊着一、二、一的口号”。
1974年，李克强下放到大庙公社东陵村所面临的基层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凤阳县和李克强的家乡定远县相邻，文化上属于南北交界处，人民性格刚硬，历史上是出精兵的好地方。朱元璋是凤阳人，明朝的很多开国将军公侯都来自这两地。
大多数展示自己铁腕手段的年轻干部都会被社员们的小聪明和直接反抗所击垮，三年灾荒刚开始的时候，定远的社员为了省力气，上工之后躺在地头喊劳动号子，让远处的干部听见，人们称为“干夯”。
凤阳的有些社员情况也差不多，和李克强一起插队并担任西孙大队书记、现任滁州市人大常委的裘玉旺告诉《博客天下》，附近的东孙生产队“有300多人，其实是个富裕队，但是一上工所有人都消失在树丛野地，问起来，都说去上厕所了”。社员宁愿不干活吃返销粮也不乐意多出力。
大队书记(村支书)、大队长(村主任)在这种情况下是个苦差事，记工分打破头的事情时有发生。“外调的年轻人当大队书记，第一正派，第二超脱。村里很多人闹矛盾。选知青书记就没有这个问题，和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会公正地对待事。”裘玉旺说。
那一波选拔年轻干部的做法，在安徽被称作“小鸡代老鸡”，很多大队书记出身的知青后来就进了乡镇或者县里工作。
知青组的生活也往往是一团糟。纪鸿冠说东陵大队的男知青点，知青们不干活，也“没人烧饭”，谁也不服谁，时不时还要到女知青组那边去惹点麻烦。
纪鸿冠看李克强是高中毕业(他毕业的合肥八中是名校)，别的知青大多是初中毕业，就让李克强当知青组组长，19岁的李克强沉默寡言，爱脸红。
这并不是一个奇才天生魅力、收服人心的故事，李克强读书多，下放时带了两木箱书，他会讲故事，这种才能在缺乏娱乐的乡下特别受欢迎。
裘玉旺对《博客天下》回忆起李克强给自己讲述印度电影《流浪者》(1953年的戛纳获奖作品)的那一天，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李克强完美地复原了这部电影的全部情节：影片中法官是一个血统论的信奉者，他坚持认为“法官的儿子正直，贼的儿子永远是贼”(和“文革”的“血统论”如出一辙)，一个强盗为了报复他，把他的儿子带走训练成了一个小偷，儿子长大后找到了爱情，希望回归正路，这时却遭到了亲父的血统论歧视。
这部电影有爱情，有歌舞，特别好看，李克强小说、电影都看过，故事讲得很精彩。
对离开家乡的城市知青来说，主题曲《拉兹之歌》的“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奔向远方，到处流浪。孤苦伶仃，没有依靠……”难免会勾起自己的伤心事。有的知青的家庭出身不太好，更会感伤于血统论的谬误。
这部控诉“血统论”的作品和主题曲《拉兹之歌》帮李克强收获了同龄人的友谊。此外李克强会游泳，水性不错，算不上运动健将，但在学校就参加过跳高和跳远，打篮球时绝对不会拖累队友。
纪鸿冠说，李克强管事之后，知青们逐渐开始安心学习和劳动。表现出色的李克强成了凤阳县“知识青年先进代表”，有了去公社演讲、作报告的机会。
当时的公社书记程玉明挑选了几个表现出众的知青来加以培养，裘玉旺和李克强都在其中，李克强被发展入党后很快就当了大庙大队的书记，有时会和在西孙任职一年了的大队书记裘玉旺交流心得。
裘玉旺眼中，李克强面临的形势要比他复杂得多，大庙大队就在公社眼皮下面，一举一动都受关注：“大庙在街旁边这个地方是最难搞的，城乡接合部，这些人相对见多识广，我们这边叫‘街皮子’，这帮人相对难领导。偏僻的地方人们相对朴实。”
对城乡接合部的治理经验可能是李克强在后来硕士论文当中选择城镇化相关题目、并且至今仍然重视城镇化的一个原因。
年轻的李克强只有两个法宝，一是自己埋头苦干，二是给大队的管理做减法，实行更公平的按劳计酬。
21岁担任大队支书的李克强在老乡们眼里仍然是那个刚来时穿着背心短裤看青放牛的青年，本来就近视的他长期点煤油灯看书，他并不长于力气活，修叹阿湾水库的时候，他是亲自加入背石头的大队干部之一。
当时的大庙公社书记程玉明告诉《博客天下》：“他是个城里小孩，不熟练，不会换肩膀，就一个肩膀，手还得撑着，走路都迈不开步子。从后面看都觉得他很吃力。我说：‘克强同志，你也不一定非要这样干，你的任务是组织好群众，抓效率。’他当时就说：‘行行，我能干，能挑起来。’”
当时给李克强担任副手的大庙大队副书记张传富记得李克强最怕插秧。这活儿必须弯着腰，往地里一根一根栽。忍不住腰疼的时候，李克强就“爬到旁边的田埂上滚几下子，腰就舒服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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