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湖南大学读的是英语专业，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的是新闻，在波士顿大学念的是传播。我后来又在美国的费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和哈佛大学商学院学习过。
在做投资之前，我在新华社和美国的一家电子杂志做过几年记者。记者和投资人的工作挺像的，首先要是一个有趣和有好奇心的人。
5岁时我把一个闹钟放到水缸里，想看看它在水里还能不能走。长大了之后就对手表很有兴趣。我几乎每年都会买一块瑞士的机械表。爱表的人最在乎的是表的工艺，后来我接触到一家叫做寺库的公司，专门做奢侈品等高端消费市场，做现场尽职调查的时候，我在那买了两块表，觉得这个公司不错，就投资了他们。
记者是寻找好的报道对象，投资人是寻找好的投资对象。记者要判断是否有报道价值，投资人需要判断是否有投资价值。
所不同的是，记者做完判断后需要以最快速度把报道对象的故事写出来告诉别人，但投资人决定投资某个创业者之后，往往跟他们说，我们可以投你，但你不要跟其他人聊了。投资人也一般会比较低调，往往等到所投项目成功了才会向外界提起。
在美国做记者的时候，我经常去硅谷采访，认识了很多投资圈的人，其中包括IDG董事长麦戈文，我们都叫他老麦。
当时我正在另外一个出版公司，老板派我去香港，做面向亚洲四小龙的电子杂志。但我觉得应该去中国发展，于是写了个计划书交到英国总部，但没有被批准。
在我很失望的时候，老麦说让我帮他来中国发展，我说可以，然后我们谈待遇，我跟老麦说，我之前年薪4.2万美元，现在一分不多要，半年后再根据表现调整，唯一的要求是我直接向他汇报，因为我痛恨公司的官僚主义。老麦给了我5万美元。半年后主动问我对于薪水的期待，我开玩笑说怎么也得翻倍吧，他居然很爽快地答应了。
做投资还要求你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和团队作战意识。我们是第一家在中国搞合伙制的风险投资机构。我很幸运找到了周全等一批优秀的人作为合伙人。合伙人制度就像一个大家庭里有好几个兄弟，每个人的性格和专长不同，有利益分配的时候，兄弟几个要好好商量，需要对外“打架”的时候，兄弟们谁行谁上。
创业板推晚了十年
1998年10月，老麦听说中国将于2000年开设创业板，公开承诺说，7年内将在中国投资10亿美元。可是，到2003年的时候，我们只投出去两亿美元。
早年我在博鳌论坛上曾经问过决策层本届政府是否推出创业板，当时没有得到回答。政府还是觉得应该谨慎一点。
如果2000年左右就推出创业板，并且参照纳斯达克的上市标准来弄的话，中国的很多公司都会留在国内上市，市值一定比他们现在的高，公司也会发展得更快。
为什么中国企业去纳斯达克，就是因为那里对上市企业没有盈利要求。这对新兴产业尤其重要。我们刚投资百度和腾讯时，中国整个互联网用户还不到2000万人，这么少的用户是没法赚钱的。到了2005年，互联网用户突破1亿人，大家才开始慢慢赚钱。当时这些公司没法在国内上市，因为中国股市对于盈利有严格要求。
实际上，好的公司在很长时间内是不盈利的，你看亚马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盈利，但资本市场认可它。在快速发展阶段，上市是为了募集发展资金，做大自己的规模，但现在中国的创业板要求上市公司必须有盈利，这不符合技术创业型公司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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