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滔说到的问题，需要无人机上更复杂的传感器体系和技术才能解决，那么这时候把无人机强行推向广众市场必然会面临一系列问题：首先是今天的技术条件带来的体验和应用场景下，是不是人人都需要一台无人机？人们拿无人机又能来做什么？
实际上，目前无人机的主要使用人群还是在影视从业人群和发烧友，这其实是一个相对小众的专业市场。特别是全球各国政府都开始出台日趋严格的无人飞行器管控政策的背景下，再加上无人机本身一定的上手门槛和技术风险，让人很难想象一群零基础的小白用户拿着无人机到处乱飞，并且四处坠机的场景对这个行业会是正向的促进。
如果把目前主流无人机的核心技术拆解开来，主要是飞控、云台、图像传输和相机四个部分，其中飞控的本质和机器人技术相通，追求的是智能化的飞行，所需要的技术研发能力远远不是简单的遥控玩具级别。事实上，如果只是追求造一个“会飞的照相机”，淘宝上早就有800多元的产品，在香港甚至只花200港币就能买到。
比起大疆持续十年的技术积累，800人的研发团队，新入场者在技术上很难有大的突破，于是让无人机“更便宜”、“更易操控”、“到手即飞”等角度成了核心的方向和公司卖点。而借鉴“小米模式”作出高性价比的无人机，“让人人都享受无人机的乐趣”一度成了很火爆的路径。
不过，汪滔觉得他们把无人机想错了。
互联网思维的极限
尽管大疆过去三年取得了80倍的成长，但在汪滔看来，无人机行业高速增长的红利正在消失。“我觉得未来增速会没有以前那么快，因为现有技术条件下最容易的市场已经被开发掉了。无人机是技术驱动而非营销驱动的产品。有时候关键的新的技术是跳跃性的，需要我们开发三年甚至五年，比如我们的环境感知技术、图像传输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每一个东西都研发了三五年的时间，这些技术整合到一起才能让产品体验真正迈上一个新台阶。”
汪滔做出这样的判断或许是源自他长期身处深圳，对于过去中国科技产品小家电化教训的警惕。“很多硬件企业还是走不出低毛利，性价比的路线，而且现在很多互联网硬件的玩法和十年前在家电行业中出现的玩法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套了一层互联网的皮。”汪滔说。
在汪滔眼中，当年珠三角小家电行业最大的教训就是在没有掌握核心技术的前提下，普遍采取了依靠低价、低毛利的手段进行红海血拼，看似获得了份额，却让企业长期处在产业链下游无法翻身。而今天流行的互联网模式下硬件不赚钱，以指数级增长的用户量转换价值的模式，对于无人机这个从技术现状到应用场景都还无法支持海量用户的行业，其实也是无效的。
虽然身处科技行业创新的焦点，但汪滔却对互联网圈的很多流行的思维不以为然。他认为过去几十年的整个中国商业界，聪明的人太多，谈商术的太多，但有技术信仰的却是凤毛麟角。
在私下的交流中，汪滔表达了85后新生代创业团队与前辈们的不同，在他看来这种专注产品技术，不忽悠不功利的技术公司在气质上明显区别于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那一代企业家。不管市场估值如何、份额怎样，他觉得这样的公司才是自己更认可的。
汪滔这样的思维模式在极客公园接触的很多80年代后的新生代创新者身上的确有不少共鸣。或许从成长所经历的社会大环境出发是一个有趣的观察视角。
五六十年代的那一代企业家在少年求学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整个社会还在经历物质的相对短缺，生存的压力让竞争意识被写入这代人思维的深处，在商场厮杀，拼到剩者为王是那一代人理所应当的价值观，因此进入一个红海市场，用低价和低毛利拖垮竞争对手也成为商业竞争中惯用的杀手锏。正是靠着残酷竞争磨练出的执行力和忍耐力，这一代企业家在很多行业创造了不少拥有垄断地位的企业。
作为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汪滔极度不希望复制父辈走过的路，比起占领多少市场份额，汪滔似乎更在意的是能不能靠技术赢得尊重，他一直耿耿于怀的是以前中国有很多市值很大的公司，但却鲜有在国际上让人真正佩服的产品。
所以他在追求高利润时显得非常理直气壮，因为只有公司的高利润做支撑才能雇得起最多最好的工程师，这样在技术上和产品上才可能不断攀登制高点，才能让一个本该对人类社会有深刻影响的技术，不被商业带来的“早熟”矮化成玩物和忽悠资本的工具。
“我不希望身处一个单一价值观的世界，我们追求原创，七分产品、三分商术，而不是反过来。希望中国能有好产品打动全世界，过去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拿的出去的产品让人家佩服我们，我也是想走出这样一个怪圈，让自己活得稍微爽一点。大疆除了想做产品之外，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认同产品精神，把这种风气扭转过来。”汪滔说。
无人机真正的机会在哪里？
如果做来做去无人机只是一个能飞的照相机，那么它至多是一个小众的产品品类，终将流行于细分人群；如果更智能化的无人机想要在未来更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它需要延展出更多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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