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美国是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楷模，中国则最有可能在21世纪担当这一角色。美国将其经济成功的原因相当一部分归功于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而非沙特）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产油国，继而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旗手。然而现在，随着全球经济的衰落，美国的领导地位受到了质疑。
自2008年夏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商业界乃至普通民众一直就应该如何重启世界经济的发展进行激烈的争论。虽然各方均认为应该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并对金融、劳工和市场等领域进行改革，但也清醒地认识到以上措施并不足以拉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说到这，我想和读者分享一个小故事。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在就任几个月后便向我发出了邀请，希望我能够到柏林就德国如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实现该国在21世纪经济的发展等问题向其内阁提供一些建议。然而在谈话伊始，我便首先向默克尔总理发问：“在化石能源经济时代日渐衰退、第三次工业革命日渐兴起之际，您准备如何实现德国、欧盟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
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日薄西山，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正在威胁世界上所有生物的生存，这些是愈发明显的事实。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对未来的经济模式进行大胆的描述，以指引我们进入后碳时代的可持续发展之中。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对推动当今社会发生显著变化的技术力量进行全面、透彻的剖析。
纵观人类历史，新型的通讯技术与能源体系交汇之际，正是经济革命发生之时。新能源革命使得商业贸易的范围与内涵更加广阔的同时，结构上更加整合。相伴而生的通讯革命则为对新能源流动引发的更加复杂的商业活动进行有效管理提供了有力工具。现在，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即将融合，并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一革命无疑将改变整个世界。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中国这一片古老的土地上，数百万的中国人将可以在家中、办公室和工厂里生产自己的可再生能源，并通过“能源互联网”实现绿色电力的共享，正如我们现在创造并实现信息的在线共享一样。
可再生能源的转变、分散式生产、储存（以氢的形式）、通过能源互联网实现分配和零排放的交通方式构成了新经济模式的五个支柱。如果在本世纪上半叶实现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的构建，中国还需要近40年的努力，而这将创造数以千计的商业机遇、提供数百万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作职位，并将使中国成为下一次工业革命的领军人。对新经济模式基础设施的五项支柱进行阐释，并对随之而来的新型经济模式进行介绍，这也正是本书的重点所在。
什么是“第三次工业革命”？
高中课本：“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它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这次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也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向更高境界发展。”
然而，曾担任过前欧盟委员会主席罗马诺·普罗迪顾问的美国趋势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接受采访的开始就说：“高中课本上的概念大错特错。”
在他看来真正的工业革命包含两个同时存在、互相影响的因素：能源革命和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能源的革命会改变人类生产生活聚存的方式，而人类聚存方式的改变必然会带来信息交流和传播方式的革命。
里夫金如此颠覆性的定义方式，决定了课本上所学的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概念也需修改：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水力灌溉系统、人类聚居村落的形成和文字的出现，最好的例证就是中国的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是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发掘、城市的形成和印刷出版、系统化教育以及电报电视网络媒体的出现。而里夫金之所以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必须出现也是建立在能源危机和信息危机两个层面。
为壳牌工作的地球物理学家金·哈伯特曾在20世纪50年代预测，大约在2025年至2035年间，“全球石油产量峰值”会在“哈伯特曲线”上达到顶峰极限。而国际能源署在《2010年世界能源展望报告》中写道，这个峰值(日产7000万桶)在2006年就已经达到了，从此之后能源开采会日益困难、成本提高，全球经济震荡。经济衰退在2008年到来。
建立在能源集中垄断之上的生活方式和信息交流方式也在发生着调整危机，电话、广播和电视的通讯技术孕育于能源集中的体制中与垄断商业的基本结构相互依存，公立的系统化教育更是由上而下地知识灌输，这样的知识信息系统也正在受到社交网络等媒体“信息扁平化”的挑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阿拉伯之春”，国家权力下个人意识的深度觉醒。
我问了里夫金一个在他书中未曾提及的“敏感”话题：如果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社会性的革命相伴随，那么深植于国家垄断、资本垄断的能源体系、信息体系如果要发生变革，怎能不带来政治和社会的暴力革命？
里夫金显然更相信如果他的书《第三次工业革命》能够带来国家层面的、国家联合体层面(欧盟、联合国)的意识转变，国家和国家联合体应该会选择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不会被动地应对。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笃信权力扁平化的社会主义自由派。他相信“经济是一种有关信任的游戏。虽然人们通常认为商业交往是靠真金白银来维持，现实的股票金融系统却总是以一种公众的信任作为依托来运作”。与其说《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本有关风能、太阳能、氢燃料储存、插电式电动车的科技书，或者说关于新能源经济和能源互联网的经济书，不如说它是探讨建立另外一种“信仰”的可能——让地球和人类都享受到绿色的正面能量——带领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后碳时代的实用经济计划。
里夫金说随着技术的突破和更多采用新技术的规模经济，2012年光伏发电的成本可以降低至与化石发电价格相当，传统石油能源的开采因为越来越依赖水下钻井在近海大陆架上的开发，导致成本上涨。清洁能源是必然的选择。我插了一句：“应该还感谢中国政府对太阳能产业的补贴和中国光伏产品制造业的廉价劳动力吧。但美国政府仍然增加了反补贴、反倾销税，这都不利于清洁能源的利用。”他无奈地停了一秒，开始阐述，为什么奥巴马总统不懂得第三次工业革命，而对核电、离岸石油的开采更感兴趣。即使批准了绿色经济复苏计划，他批准的太阳能、风能、页岩、地热等等项目，也是让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延续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惯有的体制中——集中管理、统一分配。
如果把无数建筑大楼改造成为小型发电厂(无论该地区是富有风能还是太阳能)，只需给屋顶装上太阳能板、小型风轮发电机，多余的电力利用氢储存就能输送回智能电网。这样一个双向输送的电力网只需将美国西南部地区2.5%的太阳照射转化成电能，就足够美国全国的用电量。但问题在于假使建立集中式的智能电网，住户和商业用户能够通过智能仪表和传感器实现电网数字化，谁拥有实时电流监控的远程信息数据？国家还如何垄断电网？里夫金很认真地和我谈起放弃传统的集权式电力输送和供给控制，将数以千计的小型能源生产者纳入智能电网，让更多的竞争者分享信息能源网络的数据、参与输电基础设施与供给业务的市场结构势在必行，这也是社会权力扁平化的必然趋势。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里夫金用学者的智慧打了个太极，逻辑上进行了一次倒因为果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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