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需要一批可以管控国际化人才的职业精英
特斯拉在硅谷的办公室就像一个室内的篮球场，上千人来自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挤在一个很大的厅里办公，即使是CEO高管也不过是拥有一个安静的角落而言。这种国际化和扁平化的管理体系折射的是一个几乎在欧美已经耳熟能详的常识：最完美的创新必定来自于群英荟萃的多国部队，最优秀的公司势必寻找到一个办法来管理和驱动那些来自不同背景的天才们。
而恰恰是这一点让试图孕育顶尖创新的中国步履维艰。从顶层设计来讲，目前火热的“一带一路”战略事实上已经占领了极高的制高点，试图将中国数十年改革开放积累的财富在全球找到最好的投资与合作机会。这种体量上的优势虽然拥有战略上的先发，但却在战术层面为人才的短板所困。整体而言，中国的精英们还尚无管控国际化人才的经验，即使是那些屡屡打出创新旗帜的互联网英雄们，其发迹的实质还是依托于海外层出不穷的技术和国内群涌而至的庞大市场。
这种窘境与目前火热的全民创业时代相结合，必然使得在中国孕育的创新无法产生像特斯拉和Uber这些公司一样的行业影响力。不少试图下海的官员和国有企业高管事实上并不真正具备文化和语言上的优势去操控一只高效的国际化团队，而一流民企的国际化道路仍然在摸着石头过河，像西方列强企业当年那样拉着一个拉杆箱带着一堆钞票不断宣扬自己的理念和产品，率领一群当地人组成混合部队融入当地经济圈的项目经理和高管并无团队化出现的迹象，尽管事实上中国的80和90后已经拥有了全球最一流的教育和成长背景。
这一短板的形成关键当然还是在文化熏陶上。本质上来讲中国的文化的确和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一点也反映在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上。最近几年虽然有更多企业频频走出海外在欧洲投资，但最大的风险和困难已经被公认为并非是法律和技术，而是文化上的显著差异。
这种差异很难用精确的语言去表述，但是却可以用积年累月的实践不断弥补，而这恰恰是年轻一代人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陷阱的必经之路。
创新必须采用合适的手法保持住最核心的创造竞争力
国家发展进入中等收入的高位阶段，必须要摆脱的一个陷阱，那就是不能太片面和迷信市场的力量，而要把能主导产业升级的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提高到至少能和欧美发达国家接轨的水平。企业必然要面临的一个选择是，如何真正提升人均工作岗位所创造的价值。
而这个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先进企业和大公司的自然性闭锁。
以德国汽车制造业巨头大众集团为例，其2014年全球的盈利为179亿欧元，其中52亿欧元为其在中国的各个合资企业分红所得。看上去如此重要的中国市场，在过去30年行程的各级合资中方企业，却从未形成全球有影响力的自主品牌，拥有真正的自主创新能力。大众最核心的拥有最高产品附加值的技术创新和制造工艺，理所当然的被保留在德国本土。
与此相对应的是另外一个也无法解开的困局：创新的庸俗化和资本化。
如果没有像韩日那样具备赶超欧美的雄心引导下的国家整体协调的产业升级，没有跨行业跨国界的系统性协调和布局，看似遍地黄金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转型发展，很容易再次演变成大炼钢式的跃进突击。
这两个窘境合在一起之后就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由于中等收入国家的高端需求只能在发达国家得到满足，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专利保护和市场运作形成系统性闭锁，另一方面中等收入国家的高收入群体尤其是商业精英为了获取更好的投资机会和持续的高回报，不太容易形成协调发展的主流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自发性的创新诞生，也很难存活于真正的市场竞争之中。
举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在目前方兴未艾的团队协作工具领域中，无论是阿里系的钉钉，还是成名很早的teambition，风车，worktile，明道等等，虽然拥有巨大的资金和市场支持，但是在产品功能和稳定性上却远不如一个中国科学院下的小团队做出的叫科研在线的产品。这个几乎默默无闻的囊括了会议组织，团队文档分享和视频会议系统的产品团队就像当年不知道该如何商业化的联想一样，虽然在技术上亮点颇多，但是在商业模式和盈利可能上几乎还是空白，获得资本和市场关注的机会也非常少，类似这样的具备一定核心创造力却被传统工业体系束缚着的创新的出路之渺茫几乎可以想见。
从以上这几个方面来讲，每一次化亮夜空的美国式创新的本身的确并没有那么遥不可及，但一次次层出不穷的创新案例却足以让人们去思考: 是不是真的只有美国那样的环境，才能产生出那么多具备划时代意义的创新?而在我们中华民族准备更进一步大发展的契机之下，我们的参照系到底应该选择均衡稳定的欧洲，还是两级分化精英争先的美国?
答案一定是开放式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记住这句话：创新从来都不与失败相对立，它的反面只是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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