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有限的军费投入，实现既定建设目标，倒逼着军方必须转型。
西方国家的民资同样在军品生产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从一开始就是。从演变过程上看，中国的发展路径和西方恰是相反的过程，西方是以民资私营为起点，而在我国，则是以军企自营为起点。
在更早一个时期的计划经济时代，从组织形态上看军民融合反而是比较融洽的，当时动用全国一盘棋的国有资源支援“两弹一星”、核潜艇等重大工程，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制度优势。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军用与民用各自走向独立发展，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集中优势资源办军工，制度建设已显滞后。
上海政法学院海权战略与国防政策研究所所长、教授倪乐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政府开始介入私人军火产业。核心技术掌握在私企手中，西方国家政府开始与军工企业签订保密协定，并控制军火生产计划。“由政府派人监管，并规定武器生产数量。”倪乐雄说。另一方面，一些军工企业家也开始进入政府部门任职，由此也带来了严峻的后果。
二战以后，各国的军工领域的制造商纷纷面向民用，树立市场规则，在释放生产力的同时，通过“军民两用”的技术和产品使全民受惠。
1994年，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局在《军民一体化的潜力评估》研究报告首次提出“军民融合”的概念，要求国防科技工业与民用科技工业相结合，形成统一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军队高新技术得以推广应用。美国国防部不支持关键武器系统主承包商间的合并，且主承包商须将所获的合同的2/3-3/4交由分承包商承包。
美国政府颁布的《最优购买力指导方针》规定，同一项目在采办过程中应存在两家以上的竞争厂商。俄罗斯对于参与竞争者的数量也有相同的规定，并在国防采购中推行竞争谈判机制。
由于武器装备的特殊属性，不少设备研制生产定向供货独此一家，天然垄断。这也造成许多民企在技术门槛面前难以突破，“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先要从小的来。你如果让吉利、奇瑞去生产装甲车，首先装甲钢材料就达不到标准。”业内人士表示。
这就需要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让民企从小处做起。
英国政府让世界最大的国防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其供应链，比如庞巴迪宇航、波音、空客等。日本的军工生产垄断严重，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5家主要军工企业装备订货一度占防卫省订货总额的60%左右。日本防卫省对付垄断的办法大同小异，提高公开招标合同的比例，以鼓励中小企业参与竞争。
市场终将叩开军工生产的大门，倒逼体制变革。但需要改变既有藩篱，建立市场规则，增强竞争，也正如前述军工企业中层管理人员所说，“阵痛和阻力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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