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相关报道中曾提到，李河君表示“东西不好没人买没关系，我先用到自己的电站上，这样还能撑几年，等要还贷时，我再用好的技术换”，指的正是汉能集团在技术瓶颈突破前“苦撑待变”的这一时期。
就在“苦撑待变”的2011年和2012年，全球光伏市场的“崩盘”为上市公司带来了巨大的财务压力：其他光伏客户的“赖账”令公司不得不做出近2亿元的坏账拨备，而汉能28亿港元的采购合约中，也出现了高达5亿港元的逾期应付款。
与此同时，“一意孤行”的汉能集团却再度向上市公司发出高达60亿美元的设备订单，令上市公司在光伏行业一片伏尸之际，得以撑过最寒冷的冬天。
假如没有2012年底因全球“光伏寒冬”而带来的“技术抄底”机会，仅凭铂阳太阳能自身的研发能力，李河君的光伏事业很可能在庞大的前期产能投资拖累下，与负债累累的晶硅企业们一同变成“先烈”。
而将为李河君的这场“产业链豪赌”付出代价的，远远不止汉能一家企业。
产能之困
在接受《福布斯》等媒体采访时，汉能方面曾透露在光伏基地建设中，使用的是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下游光伏电站开发中，则获得了国家开发银行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
而在光伏基地建设中，《新世纪周刊》报道中曾引述汉能内部“三三制”之说，即汉能、地方政府和银行各出资三分之一。
如果说政府和银行的政策和金融支持是一根巨大的杠杆，令汉能得以以一己之力撬动整个产业链建设的话，那么这根杠杆唯一的支点，就是汉能自身的核心技术与制造能力。
假如没有薄膜光伏核心技术日后的飞跃性突破，汉能的所有产能规划都可能被视为套取政策资源的“骗局”；假如核心技术不能迅速转化并形成规模化产能，李河君也只能是一个“空中画饼”的疯子——这正是整个光伏业界早期对李河君的“一致看法”。
汉能的这一尴尬处境，在跨入光伏领域三年后的一片媒体质疑声中被凸显了出来：2012年11月，《新世纪周刊》以“雾锁汉能”为题的长篇调查报道，对汉能的技术能力和商业模式提出多方质疑，指出汉能的光伏制造基地远未达到承诺，并涉嫌利用关联交易套取高额利润。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渐渐失去耐心，在优惠政策和银行信贷方面不断降低支持力度，甚至出现将光伏基地整体转让给其他企业的情况。
而被汉能实质掌控的上市公司铂阳太阳能，股价也从2009年底宣布转型光伏产业时高达5元/股的高位，跌至不到0.3元的“地板价”——在香港证券市场中，“仙股”（股价不足一港元）实际上就是垃圾股的代名词。
政府和市场的担忧，集中体现在对汉能多处光伏基地“产能空置”的现象上：产能空置不仅意味着汉能所承诺的业绩增长和产业拉动效应难以体现，而且各级政府和银行为此而付出的大量优惠政策和信贷资源也面临着“血本无归”的风险。
南方周末记者近日在广东河源和山东禹州的调查发现，市场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据河源高新区有关负责人介绍，汉能河源基地预期投产五年内营业额达到500亿元，但从2011年投产至今，2014年的销售额仅为5亿多元，该负责人估计河源基地公司“应该还处于亏损状态”。
位于山东禹城的汉能光伏工业园占地五百多亩，投资建设了九条生产线，但据公司内部人士介绍目前只开了四条线，“其中三条是今年投产的铂阳生产线”。
而在2010年11月规划建设的500MW光伏并网发电项目，至2014年10月才开始动工建设40MW的一期工程，并计划于2015年6月底并网发电。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光伏基地项目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也不太相信2015年汉能的CIGS光伏组件能做到300MW的预订指标，“能做到100MW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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