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强表示，和高铁发展一样，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同样也不能等。他举例说，从用煤到用液化气其间有一个过程是：用户买一个空罐，然后到液化气站换取一个满罐，交付一定的费用。后来液化气的使用走向管道化了。但大城市完成这个过程超过30年。
“如果纯电动车要等到充电网络建成后才能推广使用，那就太晚了。可优先发展能更换电池的纯电动汽车。”黄强建议说，政府补贴也落实到电池上，这样电动汽车除掉电池后的价格就只会比同类型汽车便宜，电池供应可以得到补贴，也敢于加大研发力度，形成市场倒逼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钟俊也表示，目前电动汽车电池造价与裸车造价比约为1∶1，采用换电池为主的方式后，消费者可不购买电池，而采取租赁的形式，则电动汽车的购置成本将大幅下降。
目前，新进入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企业，须按照《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的要求，报发改委核准，获得传统汽车生产许可，投资总额不低于20亿元，进入门槛较高。
“从电动车的开发技术来看，一些优秀民营企业也掌握某些领先技术。但是这些准入门槛把规模较小的企业挡在了门外。”全国政协委员田中群认为，政府应设定合理的准入门槛，积极引导、鼓励企业进行自主探索，不能对企业的研发热情泼冷水，更不能扼杀、限制新技术的探索和发展。
蔡继明说，电动汽车技术路线的一个误区就是“认为传统汽车巨头仍然要做电动汽车的龙头老大”。
“应鼓励社会力量、专业研发机构、低速车生产企业对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创新，不能用管理传统汽车生产资质的办法管理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蔡继明认为，应该将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资质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一是技术资质；二是产能资质。两种资质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资质。技术资质可以颁发给非汽车企业和机构，产能资质只属于传统汽车企业，两者可以通过市场自由结合。这样，既鼓励创新，又能有效限制生产企业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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