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国际上PD-1研发已经崭露头角，但是在国内PD-1研发还是空白。2013年，张磊就曾带着国内的几个企业家去有美国“生物硅谷”之称的波士顿考察，跟当地实验室的科学家一起讨论新型免疫疗法靶点。在频繁的行业交流中，高瓴对于PD-1/PD-L1这种免疫疗法的未来前景更加坚定。
受益于美国JOBS法案，新药审批速度加快，美国一大批生物科技股公司集中上市，到2014年美股市场掀起了生物科技公司上市潮——有102家生物科技企业在美股上市，是前十年中位值的4倍，是2013年的2倍。二级资本市场的热度也让张磊看到了一个正在高速成长的新兴产业。
2015年的药审改革，让国内创新药行业逐渐发展起来。更多医学背景的海归回国创业，几年之后成果也渐渐落地。“那个时候（创新药）确实是一波风口。”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对高瓴来说，在选定赛道后，选择优秀的选手同样重要。百济神州是由王晓东和欧雷强在2011年共同创立，王晓东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所长，欧雷强则曾是多家生物医药公司的管理者。百济神州是在当时国内研发PD-1的赛道中最早布局的公司之一。习惯了在企业成长期、成熟期介入的高瓴，这次却选择在2014年百济神州启动A轮融资就押注入场。
由于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产品正式进入市场通常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周期，因此在创新药研发领域常有“十年磨一剑”的说法。比如百济神州研发的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和泽布替尼胶囊，经过了大约七八年的研发历程，到2019年才正式实现商业化上市。
2016年2月百济神州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时，市值仅为7.2亿美元，但在随后几年的发展中，迅速得到业界和资本市场的认可，成为中国生物医药公司中首家市值突破百亿美元的公司。而在一位熟悉医疗行业的人士看来，百济神州对于行业更为重大的意义在于，它拉开了国内以创新药为主的时代序幕。
最开始时高瓴在创新药的投资属于试水期。百济神州上市前，高瓴在百济神州投资了近4500万美元，2018年，高瓴作为基石投资人参与投资百济神州5.85亿港元。截止到7月8日，高瓴在百济神州的投资回报高达15倍左右。
高瓴还曾两次参与另一家创新药公司君实生物的新三板定增，2018年君实生物在港股上市当日，市值为181亿港元。据估算，如果从2016年高瓴首次投资君实算起，回报可能已达10倍。
“前期步子迈得还比较小，在试探过程中发现中国生物科技的浪潮来临了，肯定加大了投资力度。”一位医药领域投行人士表示。
事实上，自百济神州开始，高瓴开始了系统性的密集布局。在创新药领域，高瓴陆续投资了甘李药业、君实生物、信达生物、恒瑞医药等；在医疗介入领域投资了沛嘉医疗后，高瓴又陆续投资了启明医疗、微创心通，并深入上下游投资了介入影像等公司；CXO领域，高瓴则参与了药明康德的私有化回归，并投资了泰格医药、凯莱英等公司。
不过“高瓴概念股”形成于何时、因何形成，却很少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值得重点关注的两个案例是，2018年1月8日，高瓴参与了爱尔眼科的定增，投资额达10.26亿元，据2020年中报披露，高瓴为爱尔眼科的第六大股东。截至7月10日，爱尔眼科股价已经涨至45.93元/股，如果按照2018年年初拆股后12元左右的股价计算，已经增长了近四倍；2015年，高瓴以18元/股的成本加仓恒瑞医药，截至7月10日，恒瑞医药股价为99.35元/股，投资回报达552%。
这两个经典案例或许奠定了高瓴在二级市场的地位。
上述业内人士认为，高瓴在大的赛道敢于落子，赛道上下游都会去布局。“他们就像一支已经计划好的军队一样在行动，深入而有体系。”该人士称。
大手笔背后的强募资能力
高瓴投资的大手笔在行业内不乏故事，此前投资京东时，高瓴就曾豪掷3亿美元，远超当时京东的融资预期。而在医药领域，高瓴的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前述报道提到的10亿美元支持百济神州，正是这一风格的又一鲜明体现。
今年年初，高瓴宣布成立高瓴创投，而在二级市场，高瓴主要通过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HCM中国基金进行布局。实际上，从成立初期，高瓴就不拘泥于任何形式，形成了横跨最早期的种子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上市公司投资以及并购投资等全阶段的投资布局。
“我们投资了百济神州，至今一股都没有卖过。”易诺青说。对药明康德的投资也是如此，药明康德在A股上市、药明生物在香港市场进行增发，高瓴都选择了继续接盘。“在公司上市后，绝大部分一级市场投资人锁定期一过就开始卖，这样容易发生‘踩踏’事件，我们基本上在这时发挥稳定器的作用。”易诺青说。
这种选择“一鱼从头吃到尾”的做法并非适用于所有VC、PE基金。对于一般的VC、PE机构来说，通常投资阶段仅仅在一级市场，到上市后因为基金周期的原因需要退出，返回给基金LP回报。但高瓴的优势在于其在一二级市场的全覆盖和Evergreen基金的特点，这让生物医药公司愿意将其视为“压舱石”以及可以长期合作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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