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在电解铝行业，我们制定了一个阶梯电价政策，确定每吨电解铝耗电的基准指标，达不到这个指标，实行惩罚性电价；优于这个指标，优先支持参与电力直接交易，这样实现优胜劣汰。电解铝的能耗非常高，一吨电解铝要耗一万三四千度电，用这种办法进一步压缩落后产能的发展空间，给先进产能创造更好的条件。
财新记者：化解产能过剩工作，在你看来根本性的办法是什么？需要平衡考虑什么因素？
苗圩：总的来看，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牵扯面大、影响范围广，各行各业各地情况都不一样，而且导致产能过剩有体制机制、管理方式、发展方式等多方面的深层次原因。解决这个问题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需要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通过努力共同完成。
在此过程中，尤其需要各地方政府妥善处理好职工安置、债务处理等一系列问题。地方政府还肩负着发展经济、提高收入、改善民生等，责任很大担子很重，因此需要包括工信部在内的国务院相关部门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和帮助。
化解产能过剩最根本的措施，还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转变以追求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
当务之急，是要在明确各方责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缩小行政审批、核准范围，减少政府对企业投资活动的行政性干预；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类规定和做法，严禁并惩处各类违法实行的税收、价格、土地等优惠政策行为。
产业政策走向
“产业政策将限定在弥补市场缺陷方面，而不是替代市场；将更加注重竞争政策，供给端与需求端并重”
财新记者：未来还搞不搞产业政策？
苗圩：搞啊，当然要搞。
财新记者：怎样划定产业政策的范畴？
苗圩：产业政策有狭义和广义的，国际上也没有一个非常完整、准确的、大家公认的定义。在发展过程当中，通常东方国家，像日本、韩国，比较明确用产业政策来促使供给端能够更好地符合市场的要求；欧美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产业政策，但是事实上也有，像奥巴马提出的制造业回归、重建制造业；像最新的德国工业经济4.0，这些实际上都是产业政策。
财新记者：其他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和方向有何改变？
苗圩：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产业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目标上，一方面注重竞争政策，通过反垄断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是促进技术创新。
近年来，日韩、美欧等国有关产业发展的政策都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日韩的产业政策，更加注重适应国际上科技发展新趋势来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后，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在历史上从未像现在这么重视结构性和产业发展政策。所以说，产业政策没有退出历史舞台。随着形势变化和科技进步，特别是在全球孕育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产业政策的内涵和目标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一点我们应该高度重视。
财新记者：中国未来如何制定产业政策？
苗圩：产业政策不是替代市场作用的发挥，而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由政府采取的补救性政策。
产业政策主要解决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问题，结构性问题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矛盾。因此，产业政策亟待调整和加强。未来重点应该是解决技术创新、公平竞争、产业组织、地区分布、节能环保、对外开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但我们需要从战略上谋划：明确哪些领域需要增加，哪些领域需要修订，哪些领域市场缺陷少应该相应取消产业政策，来适应当前形势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新时期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的问题，而是如何制定好、实施好产业政策。
具体而言，在制定过程中，一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产业政策限定在弥补市场缺陷方面，而不是替代市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产业政策将更加注重竞争政策，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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